意识形态是软实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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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中国软实力的重建
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种概念。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看成一个巨人，那么软实力和硬实力就是巨人一双腿，缺一不可。软实力也可以看成一种力量倍增器，如果缺少软实力，就算硬实力发达也会显得软弱无力，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日本。相反软实力的强盛可以强烈的推动相对落后的硬实力，甚至做到硬实力无法做到的"奇迹"，例如我国解放初期的生产建设热潮。我们想要实现中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软实力的建设至少不应当比硬实力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建国初期，曾经经历过软实力空前旺盛的阶段，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软实力建设出现的空前的波折和倒退，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之后，虽然各种软实力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想恢复极"左"路线带来的破坏，特别是面对苏东巨变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从软实力的定义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实力的核心。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最能反映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状况。新中国从成立起就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剧烈碰撞，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着二战的结束在国际范围内大幅度扩张，两大阵营开始全面冷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应当说这种方针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迅速结束了中国近代一盘散沙的状况，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包括苏联方面），取得了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此方针的负面效应也是显然的，这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路线过于急功近利，为此后陷入极"左"路线埋下了祸根。
经过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事件后，中国终于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从表面上看，一时间意识形态对人们潜能的激发作用发挥到了极至――虽然没有用在"正确的领域"，但确实迸发出了无穷能量，足以烧毁一切的能量！但这种狂热最终只是崩溃前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建立起了一套近乎迷信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各种军事（朝鲜战争）、政治（反右）、经济（大跃进）热潮的推动下，国内党内都出现了不健康的思维方式，其典型的结果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并且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破坏，是社会从上至下的狂热的原因，也是结果。
对内，文革破坏了党内经过多年革命实践总结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特别是民主机制的彻底丧失，进而使全社会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力，也另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跌落到谷底。例如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居然被写进党纲，当其叛逃并死亡的消息传来，昨天还要对其高呼"永远健康"的第二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就要对其"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批判，只能令人产生信仰崩塌的感观。大批对党和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被打倒被批判，全面否认从建国到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都让广大群众产生幻灭感。更加严重的是，整个社会黑白不分，好人挨整，人人自危，钩心斗角，诚信全无。这种从上到下的道德崩塌，其恶果决不紧紧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加可怕的是，这种恶劣的风气决不是审判几个人，开几次会议，做几次决议可以清除干净的。十年的错误路线，我们的社会恐怕要花费几十年才能彻底恢复。与生产力不同，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处于上层建筑顶端的东西往往破坏容易，恢复起来却非常缓慢、困难。
对外，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交工作的破坏也是巨大的。据说西方记者曾经问周恩来，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你，共产党人或者中国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周恩来毫不犹豫的回答：中国人！这个故事很生动的表明，意识形态应当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建国后，为了国家利益我们不惜与苏联公开对抗，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决裂。但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对外政策也出现了偏差，过于偏重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国家利益这个最终目标反而经常忽略了。我国热衷于"输出革命"，在国力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四处支持"世界革命运动"。在批判苏联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干涉他国内政的同时，我们也在犯类似的错误。另一个例子是对日外交的开展。笔者无意攻击放弃对日索赔权利的决策，但急于拉拢日本对抗苏联，在现在看来缺乏远见。走中日友好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对日本国内旧势力的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给目前的中日关系埋下了祸根。另外在边境问题的处理、对外援助等方面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对国家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对软实力的重建也急迫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应当说，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的软实力初步得到了恢复，成为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保证。主要是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正常机制，逐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努力加强执政能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恢复其本来面目，执行真正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政策思想。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过分追求，回归到国家利益为基本准则的正确轨道，但总的来看也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欠帐太多，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并且严重的制约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领域，相应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才能顺利开展。其次，社会道德重建任重道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今无法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道德危机反而愈演愈烈。第三，对中国传统软实力的继承和发扬仍待提高。历史上中国的软实力曾经非常强盛，中国文化曾经影响了广大地区。如何把这种宝贵遗产继承下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开放的格局相协调，是当前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再有，在意识形态领域，把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筑在爱国主义而非完全依靠意识形态之上的做法是当然的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不能丢弃。但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我们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公民个人心中，主义永远是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幸福的手段和工具，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应当是继续坚持的。
当前，国家提出很多建设软实力的举措，例如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是应当肯定的，这说明我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恢复和提高。但应当注意不能流于形式，只搞官样文章。我认为国家应当象提出"两手抓"那样，把软实力建设的概念整体提到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才能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曲折和影响逐步消除。而我们不应当简单的满足消除文革的影响和修正文革的错误，更应当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如何才能防止错误和悲剧的重演？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研究和反思，也应当是重建我国软实力的应有之意。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软实力的重建
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种概念。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看成一个巨人，那么软实力和硬实力就是巨人一双腿，缺一不可。软实力也可以看成一种力量倍增器，如果缺少软实力，就算硬实力发达也会显得软弱无力，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日本。相反软实力的强盛可以强烈的推动相对落后的硬实力，甚至做到硬实力无法做到的"奇迹"，例如我国解放初期的生产建设热潮。我们想要实现中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软实力的建设至少不应当比硬实力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建国初期，曾经经历过软实力空前旺盛的阶段，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软实力建设出现的空前的波折和倒退，其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之后，虽然各种软实力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想恢复极"左"路线带来的破坏，特别是面对苏东巨变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从软实力的定义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实力的核心。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最能反映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状况。新中国从成立起就伴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剧烈碰撞，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着二战的结束在国际范围内大幅度扩张，两大阵营开始全面冷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应当说这种方针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迅速结束了中国近代一盘散沙的状况，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包括苏联方面），取得了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此方针的负面效应也是显然的，这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路线过于急功近利，为此后陷入极"左"路线埋下了祸根。
经过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事件后，中国终于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从表面上看，一时间意识形态对人们潜能的激发作用发挥到了极至――虽然没有用在"正确的领域"，但确实迸发出了无穷能量，足以烧毁一切的能量！但这种狂热最终只是崩溃前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建立起了一套近乎迷信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各种军事（朝鲜战争）、政治（反右）、经济（大跃进）热潮的推动下，国内党内都出现了不健康的思维方式，其典型的结果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并且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破坏，是社会从上至下的狂热的原因，也是结果。
对内，文革破坏了党内经过多年革命实践总结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特别是民主机制的彻底丧失，进而使全社会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力，也另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跌落到谷底。例如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居然被写进党纲，当其叛逃并死亡的消息传来，昨天还要对其高呼"永远健康"的第二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就要对其"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批判，只能令人产生信仰崩塌的感观。大批对党和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被打倒被批判，全面否认从建国到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都让广大群众产生幻灭感。更加严重的是，整个社会黑白不分，好人挨整，人人自危，钩心斗角，诚信全无。这种从上到下的道德崩塌，其恶果决不紧紧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加可怕的是，这种恶劣的风气决不是审判几个人，开几次会议，做几次决议可以清除干净的。十年的错误路线，我们的社会恐怕要花费几十年才能彻底恢复。与生产力不同，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处于上层建筑顶端的东西往往破坏容易，恢复起来却非常缓慢、困难。
对外，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交工作的破坏也是巨大的。据说西方记者曾经问周恩来，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你，共产党人或者中国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周恩来毫不犹豫的回答：中国人！这个故事很生动的表明，意识形态应当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建国后，为了国家利益我们不惜与苏联公开对抗，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决裂。但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对外政策也出现了偏差，过于偏重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国家利益这个最终目标反而经常忽略了。我国热衷于"输出革命"，在国力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四处支持"世界革命运动"。在批判苏联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干涉他国内政的同时，我们也在犯类似的错误。另一个例子是对日外交的开展。笔者无意攻击放弃对日索赔权利的决策，但急于拉拢日本对抗苏联，在现在看来缺乏远见。走中日友好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对日本国内旧势力的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给目前的中日关系埋下了祸根。另外在边境问题的处理、对外援助等方面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对国家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对软实力的重建也急迫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应当说，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的软实力初步得到了恢复，成为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保证。主要是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正常机制，逐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努力加强执政能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恢复其本来面目，执行真正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政策思想。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过分追求，回归到国家利益为基本准则的正确轨道，但总的来看也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欠帐太多，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并且严重的制约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领域，相应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才能顺利开展。其次，社会道德重建任重道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今无法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道德危机反而愈演愈烈。第三，对中国传统软实力的继承和发扬仍待提高。历史上中国的软实力曾经非常强盛，中国文化曾经影响了广大地区。如何把这种宝贵遗产继承下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开放的格局相协调，是当前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再有，在意识形态领域，把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筑在爱国主义而非完全依靠意识形态之上的做法是当然的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不能丢弃。但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我们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公民个人心中，主义永远是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幸福的手段和工具，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应当是继续坚持的。
当前，国家提出很多建设软实力的举措，例如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是应当肯定的，这说明我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恢复和提高。但应当注意不能流于形式，只搞官样文章。我认为国家应当象提出"两手抓"那样，把软实力建设的概念整体提到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才能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曲折和影响逐步消除。而我们不应当简单的满足消除文革的影响和修正文革的错误，更应当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如何才能防止错误和悲剧的重演？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研究和反思，也应当是重建我国软实力的应有之意。
posted by 豆包居 at 5:0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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